□葉繼紅 張建琳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治國安邦重在基層,黨的工作最堅實的力量支撐在基層”,基層治理效果影響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如今,歷經新冠肺炎疫情實戰考驗的吳中區,在“向前走”的同時也要“回頭望”,及時總結、反思、優化戰疫經驗,以實現“戰時”與常態化時兩種治理模式的及時切換、充分發揮“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星”的高效治理作用,無疑對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價值。蘇州市吳中區在社區、社會組織、社區社會工作者、社區志愿者、社區公益慈善資源“五社聯動”的基礎上,率先創新性提出了五大“行動支部”,即以社會組織黨委名義集結了:心理疏導行動支部、為老服務行動支部、困難保障行動支部、一線志愿行動支部、慈善聚愛行動支部。五大“行動支部”以橫向聯合打破了行業部門與屬地管理的社會組織間的壁壘,最快、最準、最穩、最大程度上凝聚了戰疫合力,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提供了基層治理的抗疫經驗。
(一)五大“行動支部”加強了黨對社會組織的領導
黨的領導是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保障,五大“行動支部”的形成充分體現了黨對社會組織的領導。第一,五大“行動支部”由社會組織黨委集結,充分體現了黨建引領社會組織的巨大政治優勢、組織優勢。疫情暴發時,吳中區社會組織黨委以其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積極動員全區社會組織主動參與疫情防控,快速組建了五大“行動支部”;五大“行動支部”在黨委領導下充分將社會組織與居民生命相聯結,統籌鏈接社會各方資源、同心協力抗疫,不僅具有形式要求更具有實質性內容。第二,社會組織黨委領導下的五大“行動支部”充分吸納調動社會組織力量。一方面,各行動支部書記、副書記由社會組織中黨員擔任。吳中區五大“行動支部”各自的書記、副書記及黨員來自工商聯、醫藥行業協會、青商會、社會團體等不同行業、不同部門社會組織,比如,一線志愿行動支部的書記、副書記皆來自社會組織,副書記由醫藥行業學會的黨員擔任等;另一方面,五大“行動支部”充分結合自身戰疫實際需求,以各自行動支部的名義將“兩新”組織中的人才吸納、調動進來,并直接下沉基層、向一線人民報到、全身心投入一線疫情工作,讓社區居民時刻聽到黨的聲音、感受到黨的力量和溫暖,實現了黨組織對社會組織有力領導背景下的“戰疫”勝利。
(二)五大“行動支部”促進了社會組織力量的整合
社會組織的多元化、專業化參與是基層社會善治的社會性保障,五大“行動支部”在這次吳中區抗疫中體現了社會組織的整合力量。第一,凝聚不同行業、不同屬地社會組織力量,形成社會組織一盤棋。此次疫情發生后,社會組織黨委迅速調動、整合了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部門的社會組織,以社會組織黨委的名義集結了五大“行動支部”,打破了資源管理分散現象,形成了資源互通一盤棋,及時為各社區核酸檢測運輸物資,為特殊群體送餐、送藥、就醫,為酒店隔離者本人及其親人提供暖心慰問與心理疏導,等等,充分發揮了社會組織強大的整合力量。第二,各社會組織發揮其專業化優勢,形成抗疫合力。比如,一線志愿行動支部負責溝通(咨詢各社區需求)、協調(調度專業化志愿者)、保障(各社區對志愿者需求得以滿足)等工作;一線志愿行動支部中原屬于應急救援隊社會組織的專業人員肩背60斤噴砂消殺機器進行病毒消殺;心理疏導行動支部以專業化能力持續為隔離點、封控與管控區人群、工作人員及志愿者等提供心理健康服務,減少或消除他們心理上的孤獨、失落、焦慮等情緒困惑;困難保障行動支部通過“救助通”“吳優助”、熱線等線上和線下形式及時排查困難群眾生活必需品及藥物等需求,并及時協力解決;為老服務行動支部專門關注老年人服務需求等。五大“行動支部”以其專業化力量形成了一盤棋、緊密聯合,充分發揮了社會組織的整合力量。
(三)五大“行動支部”促進了社會組織工作范圍的延伸
社會組織類別紛繁復雜、服務范圍廣泛,而且其從業人員專業化水平影響著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的水平與效能。此次抗疫過程中,吳中區五大“行動支部”不僅體現了各社會組織的專業化能力,同時也拓展了社會組織常規工作的范圍。比如,為老服務行動支部常規情況下以助餐服務、電話關愛回訪及照料特殊困難老年人的生活為主,但是疫情期間,為老服務行動支部增設了抗疫志愿行動小組,下沉社區支援一線的防疫工作,包括核酸檢測的采樣登記工作等;一線志愿行動支部中的藍天救援隊、尖峰救援隊在抗疫過程中鏈接水果、中藥等資源;心理疏導行動支部中,原本在婚姻登記處做離婚調解服務的心理咨詢師承擔了隔離人群的心理援助、心理慰藉工作;慈善聚愛行動支部一些志愿者充當登記員對所捐贈物資進行登記,充當收發員和快遞員將物資配送到位等,為疫情防控作出了重要貢獻。五大行動支部將社會組織功能延伸至社會基層應急治理的方方面面,挖掘了其新功能,拓展了其工作范圍。
(四)五大“行動支部”推動了地方基層治理體系建設
吳中區民政局率先在疫情期間以社會組織黨委名義集結的五大“行動支部”,可以說是在疫情防控中所探索出的一種基層治理行動框架,直接觸及了社區居民群眾最末端、最細小的需求,不僅豐富、創新了基層治理體系,也是基層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五大“行動支部”為基層治理實踐提供了原則性指引。在疫情防控中,五大“行動支部”在社會組織黨委領導下皆有自己的服務目標、服務抓手、服務載體和服務對象,各支部既各自獨立開展工作,充分發揮行動者的能動性,又彼此聯動、服從整體調度和指揮,使得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抗疫靈活機動、有條不紊。第二,五大“行動支部”促進了基層社區治理專業化、精細化。疫情期間,五大“行動支部”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性從最微小事件中直接對接群眾,比如為老服務行動支部為老年人點對點、一對一送餐、送藥,困難保障行動支部小組為困難學生精準化提供電腦、網線保障其居家隔離時的線上學習,心理疏導行動支部以其專業化力量為隔離者開通電話連線進行精神上、心理上的安撫,等等,使得基層治理逐漸走向專業化、精細化。第三,五大“行動支部”豐富了地方基層社會治理體系的內涵。五大“行動支部”打破社會組織分散管理現象,既能調動行業部門管理的社會組織,又能調動屬地管理的社會組織,最大化整合社會資源、激發社會活力彌補基層干部在應急事件處理中時間與精力所不能及的缺陷,體現出五大“行動支部”的政治性、專業化、群眾性及廣泛鏈接資源等優勢。五大“行動支部”實踐本身推動了地方基層治理理念更新和路徑轉換,為地方基層社會治理體系補充了“新元素”。
總之,五大“行動支部”彰顯了此次抗疫的蘇州經驗,體現了我市在推進地方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價值與貢獻。
★作者系蘇州大學蘇南治理現代化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吳中區民政局局長